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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社科院副院长秦尊文:武汉面临最大机遇与挑战

时间: 2016-05-17 00:17:45 作者: 太原代孕

秦尊文

秦尊文

弄清武汉面临最大的机遇是什么、最大的挑战在哪里,对我们理清思路、明确重点、制定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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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长江流域开发是武汉面临的最大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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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28日,李克强同志在江西九江市主持召开区域发展与改革座谈会时指出,目前发展最大的差距是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这也是现代化建设最大的难题。他强调,缩小区域差距要做好中西部开发开放这篇文章,中部地区、长江流域是缩小区域差距的突破之地。武汉作为中部地区、长江流域两大板块交叉的中心,肩负着破解现代化建设最大的难题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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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破解中国现代化建设最大的难题?李克强讲:一是在扩大开放中扩大内需。既要扩大对外开放,又要扩大对内开放。外需我们自己决定不了,对内开放的潜力巨大。关起门来发展可能进入死胡同,开放才能发展一方、造福一方。中西部地区既要以开放促进发展,又要以开放带动改革。二是推进市场化的体制改革。市场力量是行政力量难以替代的,经济区域不等于行政区域。政府要转变职能,破除横向、纵向限制,打破不合理的行政壁垒和市场分割。要培育建立统一的大市场,使要素流动跟着市场规律走,给社会腾出更多流动空间,增强发展的动力与活力。跨区域交通基础设施怎么连接,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保障体系怎么统一,都需要探索,长江流域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先行先试。三是建设法治化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说到底是法治经济,市场化改革也是法治化改革。要推进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创造公平的市场环境、平等的竞争条件,使群众有更多的就业创业机会。推动区域发展要按科学规律办事,讲求实效,力戒形式主义,以制度作支撑,以法制作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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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上述几个方面都包含着“武汉机遇”,比如第一个方面的“外需我们自己决定不了,对内开放的潜力巨大”,第二个方面的市场化的体制改革“长江流域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先行先试”,第三个方面的“使群众有更多的就业创业机会”,武汉都有机会成为国家的“试验田”,从中可以获取高端政策资源和强劲改革动力。一句话,破解国家的最大难题是武汉的最大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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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央对长江开发越来越重视,支持力度将越来越大。2013年7月21日,习近平在武汉新港强调,长江流域要加强合作,充分发挥内河航运作用,把全流域打造成黄金水道。9月14日,交通运输部与湖北等沿江七省二市人民政府签署了《长江水运发展若干重点工作合力推进协议》,长江中游荆江河段航道整治工程建设同时启动。9月23日,国家发改委会同交通运输部启动《依托长江建设中国经济新支撑带指导意见》的起草工作。国家将依托长江这条横贯东西的黄金水道,促进东中西三大地区协调发展,打造中国经济新的支撑带。这给武汉带来的机遇是空前的,只要抓住了这一机遇,武汉国家中心城市地位、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包括安庆延至武汉水深6米航道等问题都将势如破竹、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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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家建设长江经济带重点是抓三个“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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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建设三大航运中心.2011年1月21日,国务院《关于加快长江等内河水运发展的意见》作出“加快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推进武汉长江中游航运中心和重庆长江上游航运中心建设”的重大决策。2013年9月国家发改委牵头起草《关于依托长江建设中国经济新支撑带指导意见》,要求做大上海、武汉和重庆三个航运中心,推进腹地开发。2014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依托黄金水道,建设长江经济带”。这是发挥内河水运运能大、占地少、能耗低等优势和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依托长江这条横贯东西的黄金水道打造中国经济新的支撑带”的基本条件。上海一直把长江水运发展作为推进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重大战略举措,着力“编织”高等级航道网,不断优化港口集疏运体系;成立了全国船舶交易信息平台,会员单位涵盖长江沿线10余家交易机构;初步形成现代航运服务体系框架,航运服务辐射范围由长江流域向全国延伸;加强与沿江兄弟省市的航运合作,推动港口企业大力实施“长江战略”,与沿江多个港口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形成了港口、航运及物流三大合作体系。武汉长期与长江上下游地区开展密切合作。应充分发挥阳逻港启运港退税政策优势,加强与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密切合作,真正发挥中部地区通江达海的优势。借鉴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经验,将阳逻港、东西湖保税物流中心、东湖综合保税区等资源整合起来进行“区港联动”。习近平在武汉阳逻港还表示,长江航运发展不能只盯着国际市场和长三角地区,一定要向内延伸到整个流域,调整航运组织形式也是赢得发展的一大途径。武汉长江中游航运中心要发挥开发长江中上游腹地和向西开放的带头作用,在巩固发展与武汉新港喂给港——泸州港关系的同时,加强与重庆长江上游航运中心、宜宾物流航运中心的紧密合作,对接中巴、中印缅经济走廊和“渝新欧”国际大通道,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开创对内对外开放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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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建设三大中心城市。要建设好上海、武汉、重庆三大中心城市,充分发挥在长江经济带中的辐射带动作用,上海要当好全国经济中心和“东部率先”龙头,武汉和重庆要分别当好“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的龙头。武汉为中部地区中心城市,正在创建国家中心城市。要优化“1+6”空间布局,应实施“一主一副五卫”战略。“一主”指主中心城区,即7个中心城区的建成区,加上已与中心城区连成一片的吴家山、汉口北等区域;“一副”是指阳逻临港产业新城(阳逻开发区、阳逻街、仓埠街、双柳街、涨渡湖街)、化工新区和花山地区构成的副中心,可命名为“武汉新城”;“五卫”是指纸坊、蔡甸、前川、邾城、纱帽等5个新城区人民政府驻地。要重点开发副中心“武汉新城”,这里有武汉新港,有80万吨乙烯工程,有花山新城,代表着武汉的未来和希望。要依托大港口发展大水运,围绕大水运发展大工业,依托大产业形成“大城市”。到2030年,“武汉新城”有望达到300-400万人规模,真正形成“一主一副”大格局,将武汉“三镇”彻底改变为“双城”空间布局,既缓解老城区“大城市病”,又为武汉开辟出数十年的发展空间。要推进上海、武汉和重庆三大中心城市的协商与交流,探索建立紧密的合作机制,强化中心城市的辐射引领功能和综合示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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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建设三大城市群。在2013年9月《关于依托长江建设中国经济新支撑带指导意见》起草工作动员会议上,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讲到长江经济带的4个战略定位,第一个就是依托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实际上就是要建设这三大城市群,为长江经济带提供强有力的支撑。长三角城市群,按照国务院2008年关于进一步发展长三角的指导意见,正式确定将长三角扩大到两省一市,即江苏、浙江全省,上海市。长三角占中国经济总量也由不足1/5提升到接近1/4,尤其是苏北和浙西南将成为最具增长潜力的地区,对拉动整个地区经济增长、促进长三角核心地区产业配置有极其重要的作用。2010年1月国务院批复的《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对皖江城市带有一个明确的要求和定位:“立足安徽,融入长三角,联结中西部,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加快建设长三角拓展发展空间的优选区。”此后,安徽整体加入长三角的呼声和动作都很大。目前,已有合肥、马鞍山、芜湖、滁州、铜陵加入了长三角。长江中游城市群,范围包括湖北省的武汉城市圈和宜荆荆地区,湖南省环长株潭城市群,江西省环鄱阳湖城市群和宜春、新余、萍乡。面积约30万平方公里。2013年9月,国家发改委在武汉组织召开《长江中游城市群一体化发展规划》编制工作启动会议,《规划》目前已完成初稿。这将是全国第一个跨省的城市群规划,也是第一个一体化规划。长江中游城市群不仅要在内部推进一体化,还要积极与长三角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对接发展。由于有安徽皖江城市带的连接,长江中游城市群与长三角城市群实际上已经连成一体了。成渝城市群位于长江上游,根据国务院2011年批准的《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范围包括重庆市的31 个区县,四川省的成都、德阳、绵阳、眉山、资阳、遂宁、乐山、雅安、自贡、泸州、内江、南充、宜宾、达州、广安15 个市,区域面积20.6 万平方公里,与长三角城市群相当。辖区内的自然资源丰富,水资源、矿产资源、天然气、森林覆盖面积均居全国城市群前列。与长江中游城市群要加强公路网络、铁路网络、航运网络建设的对接,构建产业合作机制,打造产业发展交流平台,推进大企业跨区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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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4月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重庆主持召开座谈会指出:“让长三角、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经济区三个板块产业和基础设施连接起来、要素流动起来、市场统一起来,形成直接带动超过五分之一国土、约6亿人的强大发展新动力。”要联合加快沿江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强长江流域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搞好沿江产业协调布局,推进“四化同步”发展,使长江经济带真正成为中国经济的新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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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武汉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中心”职能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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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构筑中部崛起“战略支点”》呼吁:中部需要有个“大上海”。这说明,曾经一起与上海姓“大”的“大武汉”与“大上海”拉开的差距太大了,“中心度”及其认可度也下降了。这可以从一个全国性中心城市应具备的增长极、辐射源、集散地三个方面的功能来看。现在全国性中心城市,国家有关部门以“国家中心城市”的名义认定了北京、上海、天津、广州、重庆等五个,我们可以进行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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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增长极”职能方面,可以从城市定位和经济实力来比较。北京作为首都,是全国政治、经济、交通和文化中心;上海作为中国第一大城市,是中国大陆的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广州是华南地区中心城市,也是国家对外经贸交流重心;天津是北方经济中心,也是我国北方的海运中心;重庆是我国长江上游地区经济和金融中心;武汉是中部地区中心城市。但武汉经济实力不足。2012年,上海GDP达到20101.33亿元,北京为17801亿元,广州为13501.21亿元,分列全国前三甲;天津以12885.18亿元列第5位,重庆分别以11459亿元列第7位。武汉以8003.82亿元列第9位,但与前面几个国家中心城市GDP均已过万亿、上海甚至过了2万亿相比差距很大。值得庆幸的是,武汉以18.47%的增速名列全国副省级城市以上城市首位,而且人均GDP远远高于重庆(39719.24元),不过与广州(106225.10元)相比有很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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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辐射源”职能方面,可以通过科技、金融等来观察。北京、上海在金融、科技等方面,已走在其他城市前面。武汉市最具竞争力的优势在于科教,综合实力居全国大中城市第3位,仅次于北京、上海。但投入北京、上海、广州相比有差距。在金融方面,武汉虽有一定的基础,但与五个中心城市相比尚有一定的差距,国内银行总部集聚北京,国外银行总部集聚上海,武汉没有任何优势,除了3个地方银行外,没有一个全国性银行总部;保险公司总部仅有合众人寿1个;证券机构总部仅有天风证券、长江期货、美尔雅期货、湘财祈年等少数几个。“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缺了这个核心,城市竞争力就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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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集散地”职能方面,可以通过近几年的变化来观察。北京是全国交通中心,自不必说。天津市是我国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建设,天津港腹地范围涉及14个省区,其大陆桥运输是连接中亚五国、俄罗斯最便捷的运输通道。广州区位独特,地处开放前沿,毗邻港澳,高标准建设了空港、海港、铁路枢纽、信息港以及国际性会展中心。重庆是长江上游航运中心和西南地区综合交通枢纽,通过谋划开通了起于重庆经新疆出境止于德国杜伊斯堡的“渝新欧”铁路,重庆由此成为中欧贸易新的“桥头堡”。武汉与五大国家中心城市相比,缺乏优势,甚至原先条件不如武汉的重庆,通过“渝新欧”从对外开放的“三线”变成“一线”。武汉压力很大,在出境铁路方面,要么与“渝新欧”对接、要么与“郑新欧”联手,才能常态化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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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武汉要把最大挑战化为最大动力,克难致胜,努力建设国家创新中心、先进制造业中心和商贸物流中心等三大职能中心,为复兴大武汉打下坚实基础,为破解中国最大难题做出应有贡献。

(作者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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